送子回国求学
    何莲香女士把她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为使子孙后代不忘“根”，继承和发扬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她决定在适当时候将次子肖孝斌送回国内上学，接受新中国的学校教育。

    1960’年，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何莲香夫妇向蒋台当局驻秘鲁“大使馆”申办肖孝斌的护照，不料遭到拒绝。不仅如此，蒋台官员还向秘鲁当局告发，指控何莲香夫妇为“亲共分子”，在秘鲁搞“颠复”活动。当时情况严峻，他们随时都有被扣留的危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秘鲁朋友。在最高法院院长和国会议员的支持和保护下，他们顺利取得了秘鲁国籍和护照，终于在1961年8月把儿子带回中国。何莲香女士冲破蒋台当局的重重阻挠送子回国求学之举，在秘鲁侨界并不多见，燕得了上至中国中央首长、下至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誉。

    在北京，11岁的肖孝斌上了崇文小学，继而就读于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名华侨知识青年，他与同班同学一起下乡插队，经历了劳动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和考验。肖孝斌在华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还得到了侨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夫妇的特别关心和照顾。1973年肖孝斌返秘后，除继承父业、从事经商活动外，积极参加秘中友好事业。他精通西班牙语，又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兼长中西文化，在秘中企业家协
会和秘中文协活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现在，他还受聘于首钢集团在秘鲁的一家公司工作。

    无独有偶。事隔30多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在何莲香女士身上发生了。1997年，她把外孙刘东海送进了天津南开大学。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已告诉他，有空时一定要到北京去看看我们的好朋友”，“更望你们对他多多指导，因他年轻，不懂事，但却满怀热情地希望到‘根’的祖国去学习文化。”何莲香这番苦心，又何尝不代表我们的期望?我们衷心祝愿刘东海朋友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他的外祖母，成为在秘鲁弘扬中华文化的新一代传人。

秘中建交的“密使”
    新中国成立后，秘鲁继续同蒋台当局保持“外交关系”。至1968年10月，贝拉斯科将军出任总统后，强调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根据民族的利益同一切国家建立关系”。1971年初，秘鲁外交部选派何莲香女士秘密赴智利执行一项特殊外交使命。

    何莲香女士自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成为一名职业记者并加人秘鲁新闻协会为会员。多年来，她以“公言报”总编辑身份经常出人于政府各部门、国会和社会团体之间。她同一些部长、议员和外交部官员交往甚密。秘鲁政府为打开秘中关系的大门，决定趁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访问智利之机进行接触和试探。何莲香女士不仅是一名记者，而且是一贯对华友好的华人，外交部出于对她的了解和信任，便把这一秘密使命放心地交给了她。

    何莲香女士接受政府的委派，既感到无上光荣，又感到贵任重大。在经过认真、细致的准备之后，她便独自一人，带着外交部的信件，牢记临行前的嘱咐，在周化民副部长访智前夕，赶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找到了中国驻智利大使馆。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与新中国外交官打交道。使馆官员对她的热晴接待和周到安排使她一见
如故，倍感亲切，紧张心情顿时化为乌有。她离开圣地亚哥时，大使馆官员还送给她一些电影片，让秘鲁人民和侨胞更多地了解新中国。何莲香带着顺利完成任务的喜悦返回利马后，受到了秘鲁官方的好评。

    秘鲁外交部在写给中方的信件中正式邀请中国外贸部周化民副部长访秘。经请示国内同意，周副部长继访问智利后，于1971年4月应邀前往秘鲁访问。这次访问受到了秘鲁总统贝拉斯科的接见，并同秘鲁外交部主管经济事务副部长签署了会谈纪要。接着，秘鲁渔业部长坦塔莱安将军和外交部副部长阿尔萨莫拉于6月同时访华，双方商定互设商务处。同年10月，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第26届联大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驱逐蒋台当局的提案。11月2日，中秘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交。

    在周化民副部长访秘期间，蒋台当局驻秘“大使馆”惊恐万状，极力阻挠侨胞与新中国官员接触或参加有关活动。但是，何莲香夫妇和其他几位爱国侨胞不顾谩骂和威胁，前往机场欢迎代表团，并出席周副部长在下榻的大酒店举行的答谢招待会。

    随着中秘建交，华侨中的爱国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侨团逐渐获得新生。长期受蒋台当局操纵和控制的秘鲁全国性侨团—中华通惠总局被迫进行彻底改组。在利马各会馆和全国各地中华会馆的参与下，选出总局新一届领导班子。何莲香女士被选为理事会理事，以后并数次连选连任。在担任理事期间，她在服务侨胞、保障侨胞利益、发展侨团事业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中秘建交后，何莲香女士与中国驻秘鲁首任大使焦若愚夫妇和政务参赞王言昌夫妇建立了深厚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时间的考验，一直延续至今。每当她给我写信时，总要委托我向他们转致问候，流露出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