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拉美所所长先生、

    尊敬的各国驻华使节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在我开始行使在中国的外交使命时这项活动成为我应首先履行的职责之一。这次活动因为能在一个学术单位进行,并且有这么多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对秘鲁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参与而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和学者在政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立在知识分子功绩基础上的所谓“幕僚”正是治理国家的支柱。这种让知识分子参政的传统起源于一种思想,即只有确实在获得了社会福利与民族和谐时政府的英明才能得到证实。20世纪,信息的广泛覆盖和传播知识的通讯便利条件把我们的星球变为一个“地球村”,使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并进而宣传这种需要以建立合作和理解空间,而这种合作和理解的空间是以对各国人民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情况的相互理解为基础的。

    现代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主角除了政府和学术界的代表外,我们还应该加上第三类人物,也就是“bussinessman (商人)”。从这三个组成部分,即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角度出发,应把与结合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的地球环境中的国际关系有关的所有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地回顾或叙述中国和秘鲁为建立和谐的双边关系所做的工作,我只想阐述一下我对这种卓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一些想法。这种关系并非只有20年的历史,而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间。另外,我还想谈一谈秘鲁现在的情况。

    1874年,也就是122年前,中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在天津建立了最早的法律关系。著名的中国官员李鸿章与秘鲁全权代表加西亚海军上校签署了一个贸易与航海友好条约。而在此之前,两国人民之间就已经建立了联系,对此我们不应忘记,而且应以一种公正的辩证的态度予以审视。这样,才能正确判断一些看上去并不公正而且难以解释的事情——那个时代历史环境的产物。上个世纪,中国向秘鲁移民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艰难痛苦,那只是两国关系中的一段插曲,150年后在人种和风俗习惯的混合方面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现在已成为秘鲁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秘中在建立友好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段历史开始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也许像一些中国学者大胆提出的那样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间,它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处在一种友好与合作的气氛之中。1971年11月2日,中秘两国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一直保持至今。

    在这25年中的一些时间里,中秘关系的发展处在全球战略的大环境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当时各自的决策者。这种情况随着太平洋区域被视为一个新的经济空间,随着亚太地区开始更多地参与世界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随着中国在实行开放和现代化政策后以一个新的不可缺少的国际伙伴的身分正在崛起而有所改变。

    10年来,秘鲁和中国为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努力。正如1994年签署的联合公报所指出的,双方非常重视源于各自地理位置的地缘经济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扩大了秘中之间经济互补的可能性。实际上只要看一下太平洋的区域地图就可以发现秘鲁地处亚洲对面、太平洋地区另一边,正是进入南美中心的通道。

    从秘中两国双边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态度明朗地寻求秘中经济能够互补的领域和两国关系中应加强的方面。

    我希望在我任驻华大使期间,在前几任大使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能将双边关系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为此,秘鲁外交部提出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