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地时期,秘鲁处于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权力中心,由于当地金矿和银矿的开采,以及对欧贸易的垄断体制,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贸易和经济地位。随着圣菲总督区(哥伦比亚)和拉普拉塔河总督区(阿根廷)的设立,以及随后贸易垄断的取消,秘鲁总督区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但仍保持着军事和文化的领先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始于1810年的拉美国家独立进程中,秘鲁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最后一个堡垒。秘鲁虽于1821年赢得了独立,但直到1826年才最终打败了效忠西班牙王权的军队,巩固了秘鲁和西班牙美洲的独立。

    1821年7月秘鲁独立后又重新提出了有关在地域、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关系方面的老问题。虽然这一阶段国家实际的对外关系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但在秘鲁国家领导层的头脑中,领土问题仍是绝对的国家首要问题。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的军事领导人和议员们来说,国家领土在南面(由于玻利维亚的独立)和北面(由于与大哥伦比亚的边界未划定)都受到限制。他们认为,在重建经济、建立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巩固社会结构或者通过外交谈判确定边界之前,首要任务是动员军队来确定领土问题。对领土问题秘鲁历来各政治首领之间的理解相距甚远。

    1821~1849年间的国家政治生活充满连续不断的对外冲突(与玻利维亚多次,以及与智利和哥伦比亚)。自1856年起,国家进入稳定阶段,国民经济得以调整,武装力量和外交部门制度化。这一阶段秘鲁改变了外交方针。其对外政策从不断产生的冲突、谈判联盟与和平条约、解决公共债务问题等过渡到信誉外交,对本国和地区性问题有一个总的看法,对外政策不再从属于军事行动。

    自从秘鲁取得了南太平洋霸主地位并重新调整了经济后,它在拉美的影响扩大。展现广泛权力的秘鲁外交政策力图保持均势,也就是保持现状的政策。面对欧洲殖民势力卷土重来的种种企图和美国在中美洲的干涉活动,秘鲁一直在寻求建立一种团结一致和大陆国家相互合作的对外政策体制,以捍卫本大洲各新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

    在不断积蓄力量、推崇国际法高于诉诸武力的总体战略中,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如1847年和1864年在利马举行的大会,1867年的美洲国家大会,关于避难的国际会议,国际私法大会,1864年和1866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1869年在资金和军事上支援古巴的独立,向墨西哥派遣科尔潘乔使团以抗议法国征服墨西哥的企图,抗议和抵御海盗沃克对尼加拉瓜的干涉,这都成为秘鲁这一阶段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