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与本国政府紧锣密鼓的联系后确定了此案方针后，威妥玛于1875年8月初由上海返回北京路过天津时主动找李鸿章商办此事，意在借李之力使清政府尽快屈服。而清廷也指令李鸿章设法打探英国的真实想法，并要他尽可“能开导”威妥玛缓和事态，同时要求他与丁日昌“相机而行，力顾大局，俾免决裂”。因此李鸿章在天津与威妥玛及其翻译梅辉立（W.F.Mayers）多次会谈交涉。

    “俾免决裂”自然成为李鸿章的方针。威妥玛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处理完日本侵台事件，正就秘鲁虐待华工事件与秘鲁交涉。在给朝廷的《秘鲁换约事竣折》中，他就提“到此次威妥玛为云南之事，气焰张甚”。在随后的一系列奏折和给总署的信函中，他多次提到威妥“玛愤激不平之气，狂妄无理之言，殊甚骇异”。在多次交涉中，威妥玛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内地多开商埠；优待公使；清政府护送英国到云南调查的有关人员；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此案失察之责；派遣道歉使臣及责问岑毓英的谕旨必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在与威妥玛的交涉中，李鸿章的策略是无论如何不能破裂，尽量将此事说成是当地“野人”所为，与当地官员关系不大。同时，表示可以满足威氏提出的一些条件。在给朝廷、总理衙门的奏折和信函中，他对岑毓英大为不满。他说英方认为马嘉理持有中国护照，是合法进入中国境内反被地方官所杀，这说“明朝廷禁令不能行于外省，洋人入内地到处皆可藐视效尤，用兵劫杀，和约必不能守，衅端必不能免”。李鸿章认为英方的看法“语虽激烈，却亦近情”，而岑毓英的所为所说表明“其于外交之道懵然不知，殆未为大局计，亦未为自固计耳”。他在8月13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建议同意派使臣赴英道歉、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发钞、同意英人前往调查等事。总之，他的看法是同意“一二事“”，俾威使得有转场”。

    但李鸿章的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威妥玛执意要求满足全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对有可“能失和“”深为焦虑”，于8月24日又给总理衙门写信，再三强调他认为“滇案不宜决裂”的理由。他建议由总理衙门上奏，请旨密敕其兄李瀚章“等认真查究”，并“且措词不妨从严，缘滇中视此事太轻”。而“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他认为，中国只能委曲求和，并将其比作壮夫断腕“：语云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不能消也。”之所以强“调壮夫断腕”，因为他知道清政府不愿处罚有关官员，认为有失体统“：本案紧要关键所在，尊处难于措手，自恐有大吏失体之处。”因此，他对总理衙门劝道“：然若朝廷为其所累，致坏全局，则失体更甚。熟重熟轻，高明必思之熟矣。”当然，他的主张是处罚低级官员而轻责高官，“让下级”担责以“保上级”。他告诉总理衙门，自己本想满足威妥玛一二项要求以息事宁人，但威氏根本不答应。对此，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不大碍国体，似可酌量允行，以慰其意而防其决裂。”因为一旦决裂，后果不堪设想“：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彼时贻忧君父，如鸿章辈虽万死何可塞责。”最后这句话端的是一箭双雕，既表明自己如此妥协也是为了忠于朝廷，同时也是提醒总理衙门的官员：中英一旦决裂，你们根本担不起这个责任“，万死何可塞责”！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中英双方“为马嘉理案”反复交涉，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避“免决裂”。这固然是清政府早就定下的方针，但也与李鸿章的主张有关。

    虽然威妥玛到天津与李鸿章多次会谈想藉李影响清廷政策，清廷也想要李鸿章打探威氏的真实意图，但李鸿章毕竟没有被正式授权处理此事，许多事情无法做主。所以，威妥玛在1875年9月就回到北京，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在威妥玛的威逼下，中方步步退让。1876年4月，李瀚章、薛焕的查办结论终于出炉，奏报到京。按照他们的说法，杀死马嘉理和阻止柏郎的都是当地的“野人”。对此结论，威妥玛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直同儿戏”，要“求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瀚章、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声称“：中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这时，清政府准备在增开口岸及整顿商务等方面满足英国的要求，但坚拒将岑毓英等提交审讯。6月2日，英国方提出八条要求。他告诉总理衙门，如果中方接受这八条，可以不重新提审岑毓英等中国官员，并电告英国政府除赔款外，马嘉理案已经结束。如果八条被拒，他则坚持要求提岑等人到京审讯。如连此点也不答应，英国将从中国撤回使馆人员，要求巨额赔款，并占据部分中国领土作为担保。很明显，威妥玛知道清政府肯定不会同意将岑毓英等高官提京重审，实际是将此条作为讹诈清政府同意其他种种要求的条件。这八条要求是一年多以来英方关“于马嘉理案”本身及英国扩大在华权益的具体化。

    威氏八条提出后，中英双方展开紧张谈判。对他的要求，清政府当然不能完全同意，但又害怕谈判破裂，于是请赫德出来调停。威氏看透清政府其实不敢反抗，只是不愿意一下子完全接受，总想讨价还价一步步妥协。而这时英国正因土耳其问题发生国际危机，英国外交部要求威妥玛尽快解决此事，所以威氏对清政府的步步妥协政策已不耐烦，于是又离京经天津赴沪，以谈判破裂相要挟。他这一招果然见效，清政府急忙命令李鸿章在天津设法挽留并尽量与他定议，为李鸿章正式介入此事提供“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