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殖民地时期,秘鲁就形成了一种围绕白银生产的出口经济。独立后至20世左右。第一个周期从19世纪30年代的鸟粪时代开始到秘鲁被智利战败的太平洋战争(1879—1881年)为止;第二个周期从19世纪80年代的战后重建到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第三个周期从大萧条后的经济恢复开始,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快速的出口导向增长,到1975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大跌落为止。这三个周期分别大致地对应着“中心”国家三次产业革命的阶段,是“外围”对“中心”需求的反映。在这三个出口周期的扩张阶段,即1830—1870年,1890—1929年,1942—1970年,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7%、10%。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时期带动了秘鲁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由于其种种局限性,最终对秘鲁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消极的,延缓了秘鲁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秘鲁鸟粪开采的动力来自英国和德国推行农业现代化、国际市场对肥料需求的激增。据估计,在整个鸟粪时期,秘鲁共出口鸟粪1080余万吨,收入近1亿英镑。由于鸟粪资源归国家所有,政府对鸟粪的开采实行了一种承销制,将开采和销售权承包给外国或本国商人,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1840—1880年政府从鸟粪贸易中大约得到了60%的收入。鸟粪出口很快使秘鲁成为整个拉美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政府将鸟粪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扩大文官人数(占29%)和推动军队职业化(占24%),其次用于扩大铁路网(20%),向外国人和本国国民转付款项(各占8%和11.5%),以及减轻穷人的捐税负担(占0.7%)。

    鸟粪繁荣带来了秘鲁国家官僚机构的现代化,改善了利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了铁路网络。1851年秘鲁建成了由利马到卡亚俄的拉美大陆上的第一条铁路,1870年南方铁路从莫廉多通到阿雷基帕,并在1874年延伸到普诺。鸟粪收入还使国家以补偿奴隶主的方式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并取消了印第安人的捐税。

    政府公共开支的增加对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据估计,鸟粪繁荣时期,秘鲁职工的实际工资每年增加3%。但是,由于其手工业遭到破坏而缺乏企业家阶级,使国内生产的成本提高,鸟粪收入的投资项目选择不当,以及传统体制未能创造出促进本地制造业生产的必要框架,结果,需求的增加不仅未能刺激国内生产,反而使进口显著增加,导致国家依靠外国贷款的程度增大。国家以鸟粪作担保向外国大举借债,到1872年累计外债已经达到3500万英镑,每年需偿还250万英镑的本息(相当于全年的预算)。此时,鸟粪产量锐减,出口重心转向了硝石。帕尔多政府对南方的硝石资源实行国有化,但并未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预期效果。不久,政府就陷入了经济崩溃和政治恶化的境地。

    太平洋战争之后,正值“中心”国家发生第二次产业革命,极力为工业品原料和为剩余资本及制成品寻找出路,战后重建的秘鲁便成为一个特具吸引力和有机可乘的场所。《格雷斯协定》使秘鲁重新获得了国际资信,英国在秘鲁的投资到1928年达到了1.31亿美元,美国的私人直接投资由1897年的700万美元增加到1919年的1.1亿美元和1924年的1.4亿美元。

    外资的涌入和世界原料价格的上扬,使秘鲁在1890—1929年出现了又一个快速扩张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年均出口增长率为7%,其中出口品的1/3进入美国①,但同鸟粪时期相比,此次出口是建立在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相对健康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包括沿海地区生产的蔗糖、棉花、石油;中部山区的羊毛和白银、铜矿;东部林区的野生橡胶。其中每种产品在该时期的不同阶段都曾占据出口总收入的15%以上。这种来自多样化产品的出口在其他拉美国家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