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周期中,秘鲁曾出现过1895—1907年一个短暂的“自主发展”阶段。据索普研究,1891—1907年秘鲁进口的不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类消费制成品从58%下降到39%,特别是纺织品从29.2%下降到14.7%。当地生产的棉纺制品从1901年的150万码增加到1908年的2500万码,本地产品占全部供给率由5%上升到47%。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同时,从数量和价值看,啤酒、蜡烛、肥皂、香烟、鞋子、衬衫、葡萄酒、家具等产品也都得到了进口替代。据1905年统计,除出口加工和粮食加工企业外的111个城市制造业企业中,有77个(69%)是1890年以来新建立的。这种工业发展的起因并不是来自政府精心计划的发展战略,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巧合,其中包括“贵族共和国”的形成带来的政治稳定;出口部门的高利率和高投资率;出口业工资劳动者对国内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为了增加岁入对关税的提高(1891年对80%的进口品种类征收39%的关税,平均关税为31%);因世界银价下跌而引起的秘鲁货币的贬值(1890—1897年间贬值近40%)。这些因素的结合限制了国外制成品的进口,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但1907年以后,工业化的步伐明显放慢,主要是由于汇率的提高,关税的持续下降(由1908年的22%下降到1920年的10%)和通货膨胀,使国内制成品缺乏价格竞争优势。同时,受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吸引,一些国内制造商将投资转向出口部门,大部分制造业易手于外国人,从而迟滞了秘鲁的制造业发展。

    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不久,秘鲁经济又进入了出口导向增长的第三个周期,这个周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进入秘鲁的外资大大减少。1929—1949年由外国公司生产的秘鲁出口品的比重从60%下降到不足30%。1948年奥德里亚总统上台后,重新确立了开放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解决周期性的国际收支困难的方法是压缩国内需求和实行汇率贬值,外资的流入和利润的汇出几乎不受限制,政府的干预和参与被降低到最低限度”③。美国对秘鲁的直接投资从1950年的14 500万美元增至1965年的51 500万美元。秘鲁的蔗糖、棉花、石油、贵金属矿产品出现了新的增长。棉花产量从1945—1949年的每年18.2万吨上升到1960—1964年的8.1万吨;铜的年产量到1962年上升至16.7万吨居世界第六位,铅锌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鱼粉业又异军突起,到1963年其产量居世界首位,占世界产量的40%。秘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在1948—1951年为6%,1951—1959年为10%,1959—1962年为21%,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下降到5%左右。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3.9%。到1976年秘鲁主要出口产品的构成情况是:糖占7%、棉花占6%、咖啡占9%、鱼粉占13%、银11%、铜17%、铅4%、锌11%。呈现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