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曼努埃尔·普拉多总统任期内(1939—1945年),起因部分反映了战时国家经济的紧急需要和一种统治手段。他上台后,为了收买中产阶级,决定通过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来为城市白领阶层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从1939—1948年公共开支增加了4.6倍。这些开支主要来自对新兴出口部门的征税,出口部门的税率从1939年的4%增至1945年的14%。这项措施的效果是刺激了内需的增长。同时,政府实行了汇率贬值和提高关税的政策,特别是1940年政府通过了《工业促进法案》,建立了为地方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矿业银行,甚至制定了开发马科纳铁矿作为奇姆伯特炼铁厂的原料基地的计划。结果,工业生产有了明显增长,1938—1942年的增长率为9%。但是,1942年以后,美国大量地从秘鲁进口初级产品,从而冲淡了秘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1942—1946年的工业增长率下降为3%。布斯塔曼特总统执政(1945—1948年)后,继续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提高工人工资,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和控制汇率,并建立了国营石油公司,工业增长率在1946—1950年达到6%。但是,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背后缺少连贯一致的发展战略,政府一方面为了赢得美国的市场,表示出亲美和亲外资的倾向;另一方面实行汇率、进口和价格控制,直接与外资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相互矛盾的作法注定不会持久。同时,由于政府缺乏运用干预主义政策的经验,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1948年奥德里亚将军发动政变上台,恢复了自由主义和传统的外向性经济政策。

    第二次是在曼努埃尔·普拉多总统的第二次任期(1956—1962年)和贝朗德总统任期内(1963—1968年)。但这次在更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发展过程,是一种传统的外向性发展经济跨国公司支配的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性经济增长使本国精英们有了富余的资本,大量农村人口移民城市则要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在1956年提出了新的《工业促进法案》(1959年通过),规定对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免征关税,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亦免除税收。但是,实际利用这一机会的主要是外国公司而非本地投资者。1960年前在秘鲁的外国公司只有63个,此后则至少有165个外国公司(多为跨国公司)进入秘鲁,当地的资产阶级只是在这些外国公司的周围发展了一些小的卫星公司。1950—1967年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几乎达到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14%上升到1968年的20%。然而,这种迟到的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一种自主发展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因为秘鲁陷入了一种“新依附”的格局:即这种工业化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集中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严重地依赖于中间产品、技术和商标的进口,并且是以当地市场的重大扭曲为代价的(政府实行城市粮价控制,甚至进口粮食,意在保证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使其有能力购买耐用消费品,但损害了山区农民的利益)。据统计,秘鲁工业投资的80%以上属外国公司的。1965年62%的金融资本被美国银行所控制。国家的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被置于跨国垄断资本手中。出口增长带动的资本形成最终是失败的,它没有培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工业家阶级。

    第三次尝试是贝拉斯科军政府时期(1968—1975),这是一次迟到的但却是真正自觉的工业化和自主发展的时期。军政府通过对外国企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体制变动,解散了寡头联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改造,并通过一系列保护性政策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将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战略性”工业上。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秘鲁的经济条件日益恶化,出口收入下降,鱼粉工业萎缩,石油勘探一无所获,糖价和铜价下跌,外债增长,通货膨胀加剧。1975年莫拉莱斯将军上台,逐步放弃了贝拉斯科的改革计划,自由主义正统理论又重新抬头。

    上述表明,秘鲁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出口增长的周期,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未能建立起自主发展的模式。原因在于出口导向经济的增长趋势已经不断地侵蚀了自主发展的潜力,使其资金和资源流入日益突显的出口部门,削弱了非出口部门的平衡发展;其次,开放经济过分地突出了外资的重要性,使当地的民族资本虽然愿意通过与外资合作而获取先进技术,但往往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再次,出口产业资本家与外资的结盟左右了政府的决策,使这种政策形成有利于出口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则受到忽视;而当外资羽翼未丰时,政府无意对其加以控制,当外资的实力强大时,秘鲁与外资抗衡的能力就遭到了削弱,导致它对其依附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