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经济模式的转换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因为保持或改革一种发展模式,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需要支持政府政策的强有力的社会基础。秘鲁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之所以长期难以转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寡头政权的长期存在。

    秘鲁自鸟粪时代起就形成了一个商业寡头集团。它包括:得到政府所授予的控制鸟粪贸易特许权的商人;因政府用鸟粪收入清理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发放的内债而得到补偿的地主和商人———据估计,当时秘鲁的债务总额不超过700万比索,但因许多人趁机虚报,实际偿还额达到2321万比索(近500万英镑);因政府解放奴隶而得到补偿的奴隶主。1854年有25505名奴隶,每解放一个奴隶,政府补偿300比索,共有765万比索转到了前奴隶主手中。转到私人手中的资金一方面有助于金融资本的形成,19世纪60年代先后有普罗登西亚银行、秘鲁银行、利马银行、抵押信贷银行得以建立;另一方面促进了中部和北部沿海大庄园的扩大,一半以上的私人资金被投到沿海棉花和甘蔗种植园。结果,一个与英国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由商人、金融家和地主组成的寡头集团开始出现。他们在1871年组成了文官主义政党,这是秘鲁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他们反对军人执政,主张建设铁路,兴办教育。他们的政治努力使其党魁曼努埃尔·帕尔多于1872年当选为总统,这标志着寡头政权的建立。但好景不长,帕尔多很快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失败后,文官主义知识分子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与理性、秩序和进步的学说中发现了复兴民族的完善的意识形态工具,主张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有限的代议制民主和科学技术教育,就是思维方式的非经验主义和非唯心主义。他们希望以美国为样板,力图在物质进步和政治民主方面都赶上它。

    在文官主义党人支持下,1895年彼罗拉上台,开创了贵族共和国时期(1895—1919年),这25年是秘鲁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时期。文官主义党人吸取经济上依靠出口单一产品的教训,走上了一条多样化初级产品出口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由当地企业家控制的一些工矿企业纷纷被外国公司接管。曼努埃尔·B.比利亚评论说,“我们正迅速成为由秘鲁公务员照料的外国人殖民地。”但以甘蔗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为主的出口农业仍保留在秘鲁人手中。就是由这些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同城市富商、大房地产主、著名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组成的文官主义党人,联合山区的大庄园主,支持着所谓代议制民主的“贵族共和国”。但这种“民主”极为有限,拥有投票权的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该政权实际上是沿海出口农业寡头、山区半封建的大庄园主与外国资本组成的联合政府。

    随着城市化和工矿业以及沿海现代化种植园的发展,反寡头政权的阶级力量也在日益成长壮大。秘鲁产生了一支由城市工人、矿工、种植园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一个新的中等阶级也正在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中等阶级知识分子倡导的要求恢复土著文明和价值的“土著主义运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劳工运动和南方山区农民起义的不断高涨,1919年1月利马发生了反对寡头统治、反对物价上涨,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工人总罢工,并得到了圣马科斯大学学生的声缓,但最后都遭到了政府的的血腥镇压。

    莱吉亚利用民众对旧政府的反抗,以改革的许诺骗取了民众的选票,1919年当选为总统,结束了贵族共和国时期,但他却实行了11年的独裁统治(1919—1930年)。尽管在上台之初他采取了民众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其政权性质并没有改变,仍代表着寡头集团和外国资本的利益。他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是鼓励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则依靠举借外债来增加公共支出,以资助为出口经济服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这10年关税趋于下调,出口部门的经济剩余流向建筑业和城市地产投资,使得制造业从1908年开始继续下降,加深了国家对出口的长期依赖。莱吉亚的政策在秘鲁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帝反寡头的潮流,即阿普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并导致寡头政权出现了第一次危机。这股潮流是从秘鲁理论界出现的一场关于秘鲁现代化道路的激烈辩论开始的。辩论的双方是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年)和荷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1930年)。他们是在拉美颇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两人都认识到秘鲁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是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在对帝国主义的性质、秘鲁革命的领导阶级、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