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自然地理情况,秘鲁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山区和林区。林区属于秘鲁国家所有,“山区是属于土著居民的,沿海是属于西班牙人或印欧混血种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秘鲁历史和秘鲁人的两重性,表现为在沿海形成的历史形态与残存在山区、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土著人感情之间的冲突”。土著种族被从沿海赶到山区,“作为西班牙及其征服的继承人的沿海的秘鲁,从利马统治着山区的秘鲁,但是在人口和精神上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消化山区。秘鲁的统一尚待努力实现”,它要解决的是“双重的种族、语言和感情的问题”。

    其实,秘鲁的种族分裂问题在太平洋战争失败以后就成了知识界关注的话题,因为当1881年智利军队进攻利马时,山区的一部分精英不仅不承担保卫国家的义务,反而站在敌对国的立场上。尽管知识界对秘鲁未来的建设道路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民族、文化、地理和种族分裂状态自独立以来一直折磨着这个国家,不管怎样,应该找到一种办法,以便弥合山区与沿海的巨大地理差别,缩小传统的印第安农民与现代的克里奥尔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许多人认为,今后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秘鲁的民族分裂问题固然与其自然地理有关,因为安第斯山脉将秘鲁扭曲得支离破碎,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殖民地的遗产。对此阿亚在《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一书中写到:在墨西哥,各民族已经融合,新首都就建在古代首都的地方,墨西哥城和墨西哥的所有大城市都建在国家内,建在顶部为火山的高原上。热带气候的沿海地区与大海相通。墨西哥的征服者与印第安人打成一片,在山区腹地与印第安人通婚,造就了一个民族。秘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山区的和土著人的秘鲁,即真正的秘鲁,留在了安第斯山的背后,库斯科、卡哈马卡等这些秘鲁的古老城市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新西班牙人的城市建在了沿海地区。印第安人不仅遭受经济剥削,而且在文化上受孤立,种族上受歧视。当西班牙人感到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同化印第安人时,便输入了黑人。他们被用于家务和手工艺劳动,白人顺利地与他们混血,结果造就出一种更加倾在鸟粪时代,由于加强了沿海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加大了秘鲁历史上沿海与山区的分裂与冲突。贵族共和国时期,多样化出口使铁路修到了山区,但仅仅是伸向了出口飞地,如中部的矿区,南方的出口羊毛和牛肉的地区,对安第斯山广大的农村社会,政府不仅很少介入,反而把管理权交给了当地的大庄园主。正如普拉达所说,这个世界突出地表现了“大庄园主(当时这样的大庄园约有3867个)、地方长官和地方教士的专横,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暴政,使印第安人长期遭受压迫”。

    到1919年,秘鲁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土著主义运动,要求恢复土著的文化和价值,将印第安人纳入国家生活中来,在当时主流的文学艺术中,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人种和文化民族主义。正如马里亚特吉后来所说:“社会主义思想在秘鲁的传播,已经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一场强大的要求恢复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秘鲁人口4/5是土著人,是农民。秘鲁新一代人感觉并认识到,只要秘鲁的进步不是这样的人民的事业,不给这样的人民带来利益,那它就是虚假的,至少不是秘鲁式的。”普拉达在19世纪末第一个提出了土著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认为解决土著问题的出路不仅在于印第安人的人类尊严的自我觉醒和他们赢得保卫自己土地的能力,而且在于作为一种改革条件的整个社会的激烈的变动。20世纪20年代阿亚则对印第安人问题是社会问题而非种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土著人口占秘鲁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最受剥削的和最穷的人。他们是正义的,不是因为他们是印第安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穷人。他们正义的根源在于他们曾自豪地拥有和耕种过土地。他们不仅在家乡遭到剥削,而且在自独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还遭受到传统的土地精英与国际资本联合所形成的对秘鲁的令人窒息的帝国主义的控制。从对秘鲁自然资源的开采到来自国外的文化和经济的支配,对土著秘鲁人的冲击是灾难性的。所以,为印第安人所进行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印第安人问题,说到底是个受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问题,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年轻的共产党和阿普拉党都将反对寡头的土地改革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列入了本党的政治纲领之中。

    作为土著主义运动斗争的政治成果是,莱吉亚上台之初,在1920年《宪法》中规定,承认村社是一个合法实体,并保护村社的土地不得让渡;1922年设立了一个印第安人事务署,负责处理土著事务,并规定了一个全国性的印第安人的节日。但没有一项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印第安人农村的社会结构。从1920年到1962年7月至1963年6月过渡时期的军政府颁布的拉孔本雄土地改革法的42年中,印第安人问题在法律上毫无进展。1964年贝朗德政府通过的土改法也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