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推进民族一体化的问题没有进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革命力量发生了分裂。

    首先是阿普拉党与共产党的分裂。自1927年起,阿亚的思想就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改良主义,1928年与马里亚特吉正式决裂。当马里亚特吉领导共产党在1929年成立了秘鲁总工会时,阿亚领导的阿普拉以利马和北部沿海甘蔗种植园的工人为基础,建立了秘鲁工人联合会。在1960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后者成为有组织的劳工中一支居主导地位的力量。两个对抗的劳工组织的存在,不仅使历届政府能够从中渔利,而且严重地削弱了工人阶级同寡头势力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

    其次是代表中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之间的分裂。当1931年在大选中失败后,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阿普拉党就转而采取机会主义路线,在1945年的大选中,与寡头左翼布斯塔曼特暗中达成交易,以选票换取阿普拉的合法地位和在议会中的席位;在1956年大选中与寡头左翼普拉多结盟,挫败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贝朗德;在1962年和1963年大选中,当其争夺总统职位受挫后,又与其先前的敌手、寡头集团的右翼奥德里亚将军在议会中结成联盟,有效地阻止了贝朗德政府的许多改革计划。

    这样,到1968年军人政变前,秘鲁的反帝反寡头的民众运动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团结各阶层的民族民主统一阵线。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任何进步势力要控制国家权力的试图,寡头集团均可以比较容易地对其加以阻止。

    当1980年军政府实现了“还政于民”之后,在古斯曼领导下的“光辉道路”出于对秘鲁前途的失望,开始了所谓“持久的农村保卫城市的人民战争”,不久就发展为暴力恐怖活动,到1984年又出现了以利马为基地的新的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贝朗德和加西亚两界政府的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公问题的加重,从反面鼓励了暴力活动。到1990年,暴力恐怖活动已经造成15000多人死亡和120多亿美元的损失,政府被迫宣布全国24个省区1/2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分裂和危机之中。

    1990年藤森上台,执政10年,一是制止了高额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增长;二是取缔了恐怖组织,消灭了恐怖活动。但是,秘鲁社会的深层问题依然存在,如1997年秘鲁传统出口产品在整个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为69%。占全国领土11%西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43%的人口和70%以上的工业企业,而占全国领土31%,除了牧区,可耕地只占全区面积4.5%的中部山区,却有约占全国47%的人口。全国印第安人占41%,印欧混血人种占36%,相比之下,墨西哥印欧混血人种占91.7%。全国总收入的50%为10%的人所占有,而75%的人仅占全国收入的20%。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不公正,缺乏民族认同感等等,秘鲁现代化的道路仍十分漫长。

    总之,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寡头政权的长期存在;地理、种族、社会和国家的长期分裂是造成秘鲁现代化迟缓的原因。这三个在秘鲁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深层的原因,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巨大的历史的力量,即“路径依赖”,秘鲁不仅是外部经济潮流的囚徒,而且是它自己历史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