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秘鲁爆发了武装政变,建立了军人政府,恢复了本土化运动,开始提倡凯楚阿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此后权力移交文官(1975—1980),在农村组织、工会及进步知识界的强大压力下,政府很勉强地在宪章中承认了凯楚阿语和阿鲁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但在秘鲁的社会体制中,语言和文化的歧视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各原住语言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仍然令人忧虑。

    随着文化多样性理论的蓬勃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发展程度的差异;人类的语言也没有高级低级的不同,而总是和特定的民族文化相联系。一种民族语言作为该民族认识世界的工具,它积淀着该民族认识世界的文化成果,它既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载体,同时又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消亡,也意味着一种民族文化的退化和消亡。目前在秘鲁国内,已有学者呼吁保护土著民族语,从而保护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也正在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世界性问题。